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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字内功,隶书学习

习得字内功,行得新书意——访书法家孙璘

时间:2018年10月24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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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璘作品

  他出生于江苏无锡乡下,从小生活的环境受艺术影响甚少,亦无家学渊源,学艺之道可谓先天不足。进入初中之后,因机缘巧合,才使他有了亲近书画的机会。而如今,他已在中国书坛占有一席之地,更曾被评为“中国书坛十大年度人物”。他是书法家孙璘。

  静心习得隶书功

  孙璘写得最多的是隶书,最有成就的也是隶书。1979年时,孙璘20岁,结束了近两年的知青生活,被分到小镇上的中药店,在青石板铺成的人来人往很是热闹的街上,在每日的抓药、熬药、读方识方的日子中,孙璘的心却逐渐静了下来。此时的他开始喜欢汉隶的端庄厚重之美,并加强了对汉隶的临习。但是汉隶碑帖资源丰富,且风格多样,应师法哪些经典?“书贵自然,不能刻意求工,故我独钟情自然状态下的汉隶经典,如《石门颂》《西狭颂》等。以及由篆入隶的西汉《北陛刻石》《五凤刻石》,古朴的《穰盗刻石》以及风格各异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汉隶名碑都深深吸引着我。”孙璘说。除此之外,孙璘还对清代隶书的传承脉络用心梳理,时常摩而习之。

  “访碑”是他学书的重要内容,孙璘曾多次到有“天下汉碑半济宁”之说的济宁“访碑”。有着北朝晚期时的四山摩崖的邹城亦是孙璘经常造访之地,“面对镌刻在规模宏大的山坡或巨石上,不论是铁山还是岗山的摩崖刻经,每次身临其境,都令我心驰神游,物我两忘,激情难于抑制,生发出新的感受,激起创作的灵感和遐想。”孙璘说。

  对于汉隶诸碑和《铁山石颂》等摩崖刻石,孙璘不仅仅停留在实地“访碑”体验,每次“访碑”后将感受化于笔端,下力甚巨。长期大量临习古碑刻,孙璘逐渐形成了高古的书风。从他的作品中可看出,其用笔方圆兼施、笔画方整、沉着,敦厚古茂,并不取长枪大戟式的造型。孙璘的隶书,没有华丽的姿态外形,也不同于传统隶书标志性的“蚕头燕尾”,撇、捺简括成短直线、短圆弧。没有了撇捺的翩翩风神,剔除了隶书常用的“蚕头燕尾”,甚至也失去了圆转与顾盼,只剩下了形的古拙、筋骨的古朴、气息的古雅,但这正是孙璘“入古出新”之处。

  风物长宜放眼量

  除了自己痴迷于书法、沉浸于书法之中,孙璘还多次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书法的美。前几年,孙璘曾参与承办和组织了“第十二届国际刻字艺术交流大展”“中日二十人刻字艺术交流展”等活动,还组织了江南书法代表团赴日交流,并随中国书法代表团赴韩国访问等。

  多次参加亚洲汉字圈国家的交流活动,孙璘发现:“国际领域的书法、刻字艺术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四国的书刻艺术虽然都是在表现汉字艺术,但同源而异流。由于各国文化不同,审美差异、情怀也不尽相同。”日本书法家、刻字艺术家给孙璘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对艺术的态度可以用虔诚来形容,其艺术水准的高低暂且不论,一旦他们开始进行创作,即全身心投入,一笔一画,一力一凿,一丝不苟,给人以精致、精工的感受,所以他们所呈现的作品不会有草率、应酬之嫌,体现出敬业的工匠精神。

  日本的书法教育,政府是十分重视的,他们把书法设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其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孙璘介绍:“虽然日本政府很重视培养青少年的书法,但是他们成年后踏上社会,忙于生计,顾及书法艺术的越来越少,无论是书法还是刻字展览,都是以老年人为主体,书法是他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雅玩,所以日本书法整体上有式微趋势。”

  日本青少年成年后仍然热衷于书法,能够坚持研习、创作书法艺术的不多,能走专业书法道路的则更少。日本有书法基础的成年人,如真正爱好书法,就会拜一位名家为师。孙璘说,他们的学习方式,不以传统经典为宗,而是口手相传,老师的书体就是学生一生的学习范本,这样的单一师承传授方式,令学生无出其右,风格千人一面,毫无生机,古人云“取法乎中,近得乎下”,学习书法无捷径可行,不从传统经典中汲取养分,走向衰弱是必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现代刻字的发展推动,功不可没。日本将刻字艺术作为‘大书法’中的一个艺术门类来对待时间是最早的”,孙璘说,在1962年举办的“每日书道展”上,刻字就作为正式展出的项目。此后,在世界各地巡展,推广刻字艺术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当展览来到中国时,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至于日本刻字艺术对中国的影响,应该说是起到了助推作用。孙璘认为:“但从创作技法及形式来讲,中国刻字艺术没有步其后尘,有人说中国刻字是学日本的,这是很不正确的。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追求的是中国的传统审美、人文关怀和文人情怀。作品从主题、思想和自我,是从‘义’到‘形’的学理阐释,是以书法为素材、立意为内容、构成为形式,去表现‘意、象、情、景、境’的中国艺术哲学和艺术精神,是具有民族风格,属于姓‘中’的现代刻字艺术。”在对外交流中,孙璘的眼界得到拓展,在审美视角的延伸、艺术形式构成等方面受到很多启发,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不经意地有所流露。

  孩提时代的书画情节,屈指算来,距今已近四十载。“如果不是当时喜欢上书画,我也许将会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常态下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而与书画结缘之后,我的生活空间就随之拓宽了,人生道路得以改变。”孙璘感慨。

《石门颂》技法解析

隶书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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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门颂》及其价值

石门隧道在陕西省汉中市北约二十公里,位于古褒斜道的南口,在褒河西岸与河道并行,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石门壁长约十五米,高约三点五米,宽约四米多。关于石门隧道的初次开凿年代有三种说法:一是开凿于秦代;二是开凿于西汉高祖刘邦时;三是开凿于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东汉顺帝初年,司隶校尉杨孟文曾组织重新疏通褒斜栈道与石门隧道。据《后汉书·顺帝纪》记载:延光四年十一月乙亥,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与《石门颂》中“废子由斯”语相合。《石门颂》摩崖刻石,就是凿刻在石门隧道崖壁上用以颂扬杨孟文奏请并修复褒斜栈道与石门隧道的功绩。其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亦称《杨孟文颂》,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由于释文的误读,经常被称为《杨厥碑》。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十一月刻,汉中太守王升撰文。摩崖高327厘米,宽254厘米,隶书22行,每行约30字。额题十字“故司隶校尉楗(犍)为杨君颂”。1967年因石门所在地修建水库将《石门颂》及其他摩崖从崖壁上凿出,1971年移至汉中市博物馆。

《石门颂》摩崖刻石与《郙阁颂》、《西狭颂》并称为“东汉三颂”,又与《石鼓文》、《石门铭》并称为“三石”,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作为东汉时期的刻石名品,其研究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在于书法艺术,更在于重要的历史价值:首先,《石门颂》的文字内容记载了褒斜栈道和石门隧道的开凿与疏通,是《后汉书》关于此记载的注脚,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其次,《石门颂》中所记载汉中一带郡县名称如“犍为”、“南郑”,栈道名称如“堂光”、“子午”,又为历史地理学考察当时的地名和栈道的沿革、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再次,《石门颂》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也不仅仅在于它作为一件书法名作为后世学书者提供了优秀的学习范本,更重要的是它在书法环境学上的重要价值。由于《石门颂》特殊的用途、特殊的书写载体和特殊的书刻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研究东汉时期的大字书写状态以及环境与书法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

隶书,有秦隶、汉隶等,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根据出土简牍,隶书起源于战国。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郭连山,字一峰,号追梦先生,静思堂,续丰斋主人。山东潍坊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书法家协会会员。自幼酷爱书画,七十年代初授张元熙先生熏陶。几十年如一日,在众位大师指导下(后师承崔胜辉先生),深研细钻,笔墨耕耘,尤其钟爱隶、帛、简、砖瓦、魏碑、章草,兼及篆刻。爱好体育,爱好文学,善詩、词、歌、赋。

崔金庆,汉族,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莱西市店埠村,青岛市优秀教师、教育艺术家。现任中国文化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家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艺术人物网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书画学会名誉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书画院副院长、香港文物

二《石门颂》的风格特征

《石门颂》是东汉刻石书法中的一朵奇葩,其书风自然、奔放、朴拙、雄强,可谓字字飞动,逸趣横生,明显地保留了简帛隶书的那种放逸浪漫、灵动活泼,在高古气息中蕴含着丰富的趣味,被称为“隶中之草”。《石门颂》以它鲜明的艺术个性成为汉隶中的佼佼者,是汉隶中的神品,历来为书法家、金石家所赞赏。自郦道元,到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再到清代王昶、翁方纲等名家,都曾对《石门硕》作过考释。清代方小东称其“挺劲有姿”;杨守敬则赞它“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绝非过誉。

就立石时间而言,《石门颂》是桓帝初期的产物,汉隶的规范模式在这里尚未形成气候,书写中缺少了许多法度的约束和规矩,更多的表现出了野性和山林气。《石门颂》是气势磅礴的大字,给我们留下了朴拙天真和颇具天然的意趣,其字势间所流露出了一种博大恢宏的气势,为后世书家所称道。在这种天然逸趣审美特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与《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等不同的书写风气。如果说《礼器碑》等碑的庄严整饬、雍容华丽是庙堂之气,《石门颂》表现出来的则是放荡不羁、飘然野逸的江湖之气。这种江湖气所显示的不是精巧至极的雅趣,而是一种与之相反的古朴自然、博大宽宏、驰骋八极的气格。

从整体风格上看,《石门颂》浑厚奔放、自然天成,疏秀劲挺、高古超逸。在用笔上突出的体现了它的随意性与简捷性,在线质的表达上于轻松随意中寓凝重、圆浑,带有汉简书写时的豪迈开张之态,线条颇具质感的同时表现出灵动、起伏的内在精神,充分体现了其“草隶”的特征。在随意与简捷的基础上,线条起收处藏头护尾,笔法与体势上有明显的大篆意味,与篆籀之法如出一辙。纵观全篇,《石门颂》同时具备厚重圆润的用笔与宽松舒展的体势,故其能将浑厚奔放、劲挺秀逸、宽松圆润寓于一体,给人以高古超逸的审美感受。

隶书《曹全碑》

作品入展全国小品展,全国首届陶渊明奖书法作品展,孝行天下埇桥杯全国书法作品展,首届刘禹锡杯全国书法作品展,山东江北水城杯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养生文登墨香齐鲁杯书法篆刻大奖赛作品展,山东国展精英展,第二届山东老年书法美术大赛获一等奖,二零一二年山东省老年书画摄影大赛获优秀奖,纪念雷锋诞辰六十周年全国书画大赛三等奖,庆祝香港回归四周年第五届回归杯获金奖,先后在全国各种书画展中曾多次获奖入展。被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协会任命为中华艺术形象大使。作品编入国家名人档案,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家作品集,被评为中国书画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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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门颂》的书写技法

(一)、笔法

《石门颂》线条瘦劲有力,笔画间的留白往往大于笔画本身,而且笔画轻重、疾涩、提按、顿挫等用笔效果变化微妙。其用笔以中锋为主,笔法高古,多用篆籀意。行笔间提笔中含,力在画中,且顿挫而行,似乎处处有阻力,临习时寻找“屋漏痕”的蜿蜒之感。此碑线条以曲线为主,不使僵直和浮滑。“曲则动,直则静”曲线灵活自如,是此碑极具字势飞动、跌宕起伏效果的重要手段。

1、起收

此碑由于其书写和刊刻的特殊性,圆起圆收,横竖所同。起笔以笔尖逆锋起笔,以圆笔为主鲜有方笔,笔画尾部则收笔回锋,或轻按即止,或凌空收锋亦作圆润状,这与其特殊的书写和镌刻方式是分不开的。(图一)

用笔起收处抑或有方笔者,亦厚重有力。(图二)然而,在临习此碑时,尤其有一定的基础进入意临阶段后,亦不可过分求圆,最好能有意识的参入方笔,避免过于圆润而缺乏力度。

2、转折

“转折”有圆转、方折、断折之分。“圆转”即顺势行笔,边行边转,圆融有力如“折钗股”(图三);

“方折”的笔法则是翻笔转锋换向(图四);“断折”分两笔完成,在横画尾部住笔停止,然后第二笔另逆锋起笔,要求笔断意连(图五)。

3、波画

此碑主笔波画虽突显一波三折,却并不拘泥于“蚕头雁尾”的约束。有些字既无“蚕头”,也无“雁尾”,一般波画长横逆锋入纸均不作“蚕头”。(图六)

捺画的处理较为独特,行笔尾部通常不向下顿笔重按和翻锋向上来突出“雁尾”而是顺着笔势向右上方作弯曲的圆浑笔道,显得书写意味特浓,不矜特,不做作,意态飘逸,舒展自如(图七);

波画亦有作重按翻锋“雁尾”者,只是数量不多(图八)。

4、钩

“钩”有圆钩、方钩之分。“圆钩”圆转,笔尾回锋或凌空收锋(图九)。“方钩”则在转弯处略顿,笔锋稍作调整后逆笔送出(图十)。

5、点

“点”画虽小形态各异,此碑中有弯曲点、圆点、直点、斜点、横点等不同形态,但笔法却大同小异(图十一)

(二)结字

由于《石门颂》是直接书刻在摩崖石壁上的,书写状态较为轻松自然,所以其结字率意恣肆,宽松灵秀,“随字赋形”,不拘一格,不像庙堂汉碑那样方正整饬。不同的字通常要考虑各部件之间宽与窄、长与短、、直与曲,正与斜、虚与实、疏与密、收敛与放纵等对立因素的巧妙安排,在既对比又统一的组合中,创造出了一个个形态不同、意趣各异的审美图象。看起来《石门颂》虽然放荡不羁,潇洒野逸,结字极尽变化,但仍不难发现其内在规律:

1、开放字形,主笔舒展,极尽开张之势。

字的上部为撇捺者向左右尽量开张,中宫收紧;(图十二)

字中有“走之”者极其势而延伸外拓;(图十三)字中有“弋”画者夸张戈的圆转弧度,使之外伸舒展;(图十四)

字尾为捺者伸长磔笔。(图十五)

2、封闭字形,整体收缩。

封闭字形不宜开张者,结字作收缩处理;(图十六)

笔画简单的字则线条处理较粗、所占空间较小。(图十七)

3、随势取形,左右结构,横向开张,上下结构,纵向取势。

竖画多或左右结构的字一般作横向结体,不故意作避让处理;(图十八)

横画多或上下结构的字一般作纵高结体。(图十九)

4、主笔竖画,夸张下垂。

《石门硕》中有三个主笔竖画夸张下垂的字“命”、“升”、“诵”,这种结字处理明显是源于西汉简帛。“高祖受”命的“命”字,坚长竟占两个字的位置,这是因为该处石质绽裂,凹凸不平,不宜作字而以长竖补空;(图二十)

“世世叹诵”的“诵”字,打破板滞、增添情趣的作用。(图二十一)

有人认为这种长竖的夸张写法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5、大量运用异体字、通假字、甚至是错别字。

异体字、通假字、减笔字甚至是错别字在此碑中多次出现,有些是书写者有意追求变化、丰富造型、调和疏密而采取的特殊处理手段,如“坤”、“恶”、“涩 ”、“流”、“泉”、“虐”、“灵”、“碍”等字。(图二十二、二十三)

有些则是由书写者的不经意所书写的错字与别字,如“义”。(图二十四)

(三)章法

书法的谋篇要靠大小、粗细、斜正、疏密、长短等诸多因素,来灵活布白,打破均衡板滞,在规整中富于变化,以获得自然天成之审美效果。《石门颂》在章法上也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其不受汉碑纵横排列格式的限制,纵成行竖无列,每行字数多少不等,最多的一行有37字,少的仅25字。《石门颂》摩崖是直接在山崖石壁上书刻文字,书丹者必须站在高架子上面壁悬空书写,加之石面凹凸不平,显然比在碑上书丹难度要大得多。从《石门颂》的章法布局来看,作者并未事先定出每个字应占位置的界格,其效果完全由书写者把握整体的能力来决定,从宏观上观照全局、经营位置,下字乘上字之势,追求结体的变化和气韵的连贯,左行与右行相呼应,保持整篇气势融为一体,给人以阔绰大方、质朴率意之趣。在通篇的轻重处理上《石门颂》亦有独到之处,摩崖的书写过程中作者曾几易书写速度与轻重,时而聚毫涩进,时而重按平托,字字之间大小轻重极具悬殊,(图二十五、二十六)整体章法则和谐统一,自然大方。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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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金庆作品赏析

习得字内功,隶书学习。四《石门颂》的临习与创作

清代张祖翼在《石门颂》拓本的题跋中评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石门硕》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虽然学书临字与胆量和力量并无直接关系,然,此书的确不适合初学者入手之用。因为《石门颂》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作品,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书写痕迹,它有着特殊的载体、特殊的书写者、特殊的书写方式和特殊的镌刻方式等等。也正是这种多重的特殊性造就了《石门颂》带有野性、自由气息的书体风格,具有放纵不羁的特色,把握这一风格特征对初学者来说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习书者最好是先将成熟的汉隶范本(如《曹全碑》、《乙瑛碑》等)稍加临习,等对隶书书写规律有了基本的认识和把握之后,再临习《石门颂》或者是拿《石门颂》作为学习范本,以便为创作获取更丰富的营养。

在临摹的实践过程中,按照陈振濂先生所言要分阶段来进行:一、准确性临摹,这一阶段的临摹要求以“像”为目标,对用笔的“起”、“承”、“转”、“折”的临写要亦步亦趋,严格的再现原帖的用笔、结字和章法的特征。二、分析性临摹,经过一段时间的准确临摹,在笔法熟练、结体准确的基础上系统的把握原帖的规律性特征,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对其做出自己的理解与诠释。三、创造性临摹,临习者在具备了较高的书写技巧后要转变角色,逐渐从屈从于原作走向以个人感觉为准,并根据自己的艺术审美取向来确定临习过程中的取舍,创造性临摹既是书法临摹的高级阶段也是从临摹到创作的必经之路,而对于《石门颂》这样一个非正常状态下写又不完全成熟的隶书来说创造性临摹似乎更为重要。

临习《石门颂》除了遵照临摹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殊性。书写《石门颂》时执笔不宜太紧太直,用腕要灵活,尽量体会其势张而锋藏的用笔奥妙。对原帖的考察与把握也应当是多方面的:笔法上,要把握《石门颂》聚毫中锋用笔,以致线条纤细而有力度,平正朴拙之风格;结体上,要进一步追求其平中寓奇,变化夸张的特点,要由平入奇、由巧渐拙,努力寻求其开阔纵放,飘逸新奇的不凡境界以及浑厚奔放的汉人气象;然后,还要注意对《石门颂》章法的特点作全局考察,要善于把握矛盾,诸如松与紧、疏与密、曲与直、方与圆等等。

隶书创作乃至于书法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劳动,是系统工程,需在某碑帖为基点的基础上广临博取形成自我,任何以一种碑帖为范本的创作都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造。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所说:“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断非枯守一二佳体兰亭醴泉所能如也。”以《石门颂》摩崖为基点进行隶书创作,必须有深厚的功力作基础,其中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经过对《石门颂》摩崖长时间的临摹,熟练掌握其用笔方式和结体规律,并经过创造性临摹对该帖有了自我认识和主观性取舍,这是创作之前在技巧表达与认识层面上的基础准备。在此基础上,可以选择集字创作的方式来尝试初步创作。

其次,在熟练掌握《石门颂》的基础上,开拓取法范围,广临博取,从汉碑巨制到刻石小品再到简帛古隶,从诸多汉隶中吸取丰富多变的笔法、结字法,自觉追求变化,才有可能在隶书创作中获得突破。

再次,《石门颂》创作乃至隶书创作,仅仅有熟练地书写技巧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者应当在于把握汉代人的宏大气象和隶书作品中能够表现出来的汉代书法艺术的特殊气息,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古人气息”。要想做到这一点,创作者除了对书法技法本体的锤炼,还要对汉代的政治、经济乃至于当时的文化、艺术思想有足够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汉代书法的气息,所创作的作品不至流于俗套。

最后,《石门颂》摩崖是特殊状态下创作的产物,再加上书写者、镌刻者皆非当时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以至于其书在飘逸、秀美中夹杂着浓郁的山林和江湖气息,更有甚者错字、别字运用其中。那么,在创作时除了要当心其中的错别字以外,亦不可过分追求其山野气息,如果能够用东汉成熟的八分隶书的某些成分对它加以中和与扭转可能会更好。

(荣宝斋书谱《石门颂》卷)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汉晋遗风

本人曾被世界文艺家联合会、世界华人美术学会、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学会、香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单位授予联合国中华文化传播大使、“世界文化名人”、“中英艺术交流形象大使”、“2014•最具市场升值潜力十大书法家”、 “文化界国家形象大使”、 “感动中国艺术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物”荣誉称号。 2014年4月荣获“中国兰亭、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中华文化突出贡献奖”特别金奖。2017年5月,本人“上善若水”、“长寿乐百”等6幅作品,被中国集邮中心用于出版“圆梦中国共铸辉煌”限量珍藏邮册。2017年7月被香港特别行政区书画院中国书画黄页网授予“中国文化艺术类最高奖 金鸡奖 终身成就奖”、同月受香港聚美文化交流艺术协会、新华网络美术馆特邀参与庆祝香港回归作品创作大赛获“特邀奖”。  2017年再次获得感动中国文化人物称号。作品发表在新浪网、搜狐网、财经中国、中华网、中国网、慧聪网、中华丹青网、中国名家字画网、中国书画网、中国文化网、人民书画网、中国企业报道等媒体。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点等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文/郭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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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书法创作实践从上古时期艰难地走来,到了汉时期,已逐步完善。到了魏晋时期已有了丰富的内涵,又有高度表现力的成熟书法作品及理论的出现。

崔金庆作品赏析

隶书《张迁碑》

两汉开始已普遍写隶书,但当时的隶书虽然体现出隶书标准的波、磔笔画,但并没有完全脱离篆书的痕迹。多种汉简,包括马王堆帛书,篆的成分较多。多数的瓦当基本全是篆书字样。从马王堆帛书看,前部分篆书成分较多,后部分隶书成分较多。前部分学者称之为篆隶,也称古隶,后部分称汉隶。见到的西汉刻石大部分以篆隶较多。如《五凤二年石刻》《菜子侯刻石》等。隶书的完成定性是至东汉中后期。桓帝、灵帝期间已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标准体。如气派宏大,雄强茂密的《开通褒斜道》,飘逸的《石门颂》等摩崖刻石。庄严浑穆,大气磅礴的《西狭颂》,方正浑厚的《衡方碑》,方整劲挺,斩截爽利,古拙趣味的《张迁碑》,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的《史晨碑》《乙瑛碑》《熹平石经》等。秀丽规正的《曹全碑》,骨刚有力而严谨的《礼器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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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三国、魏、两晋时期,楷、草成熟并已很流利。主要以魏楷、章草、今草。如钟繇的《宣示表》,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月仪帖》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这个时期的书法论著日渐增多,出现了不少有关研究体势的著作。对书法的结体、技法都有着性质的变化。书法艺术的审美达到了一定高度,开始欣赏书法艺术之美。

崔金庆作品赏析

汉隶是我国两汉书法艺术的象征。大致风格有:

汉晋时期在整个书法发展史上是一个鼎盛的时期。它完成了这以前书法的规整,书法符号、用笔技巧的阶段性的辉煌一页。为后来书法的发展奠定了不可缺失的基础。因此临习汉晋碑帖不仅是对书法文化的传承,是对书法家步入更高的书法殿堂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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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稳端庄类,如《西岳华山庙碑》、《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韩仁铭》、《熹平石经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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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金庆作品赏析

方劲古朴类,如《张迁碑》、《鲜于磺碑》、《西狭颂》、《校官碑》;

书法感悟

汉隶十碑技归心 汲取诸家书高古

秀丽飘逸类,如《曹全碑》、《孔宙碑》、《刘熊碑》、《赵宽碑》;

文/郭连山

——记著名书法家崔金庆

宽博厚重类,如《衡方碑》、《鲁峻碑》、《封龙山颂》;

中国书法是国粹中之国粹。书法是一种表现我汉字的特殊方式。汉文字之美是我民族之骄傲,汉字的形成透露着中华民族之智慧。用书法之形式表达汉字是把汉字之美更完美的展现。

隶书源于秦,兴成于两汉。作为中国书法艺术成熟标志书体的隶书,是书法艺术的深厚根基。应该像崔金庆这样,大行近帖临碑的修功,才可致敬书源,以成美作。可是,当下书坛,能像崔金庆这样,凝神聚力,以碑帖为功的书法家不多见,以至丑隶横行,有碍美隶品质。

雄放态肆类,如《石门颂》、《杨淮表记》、《夏承碑》;

一部中国书法史,既是一部传统的心灵史 。或飘逸或刚健或豪放或拘谨或精妙或古拙或狂澜或平稳,每一种书体与形式都透露出书家之个体特征,诠释着书家之精气神。

修炼书法数十年,崔金庆阅碑习帖的功成,透过每一幅隶书作品,立涌可现。所以他应该是两汉大隶笔法墨技的正统传承者。正是基于崔金庆的传承,所以汉隶之美,才得文脉不绝,至今让我们仍旧能通过崔金庆的高古美隶,一睹书法的源美胜景。

古拙雄浑类,如《郁君开通褒料道刻石》、《装岑纪功碑》、《郁阁颂》。

虽然书家熬过多少不眠之夜,虽然书家因学书造成了生活之艰辛,虽然书家因夏酷冬寒而身体受损,虽然书家因学书法与外界断联。然而书家仍然与书房为伍,与书法为情,与笔墨纸砚为趣。当时间见证了书法水平的提高,当有一幅满意的作品出现,在观赏之余所表现出的心情是别人难以想象的,发自内心,自足自乐之感,透心沁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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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毛笔已基本退出实用领地,完全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达。近 些年来好多热爱书法的爱好者都是在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日或晚间学习交流,这种普遍的书法热现象就像雨后春笋茁壮而茂盛,情之高,热之烈。涉及各行各业每个角落,广泛至极。书法之热充分体现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乐趣之余传承着中国书法艺术,何乐而不为呢。

崔金庆作品赏析

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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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崔金庆快意书《海纳百川》一幅。结体方正,骨肉匀适,不瘦不腴,体态端盈,非常明显是《乙瑛碑》的形态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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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瑛隶书,开启隶书秀美之源,崔金庆承源潜渊,把乙瑛隶体的韵质写得透彻明净,行笔横有波折,竖笔取法两变,或稍事外拓,或略作束腰,方圆机变,随性成书。非常好的体现了隶书源创时书为疾速的现实需要,也体现出隶书终造美成的法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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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对隶书文化深透的理解和掌握,绝对达不到崔金庆写隶书一要美态,二要文化的书法高度。书法家修功,当以崔金庆为楷模,不仅要大事实践,还要精研文化。毕竟文化是书体的精神根本,不识文化,难得书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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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金庆写隶书,不仅精求于形,还在于追其灵魂。他有把隶书古风重现于当下,再让人拥怀仰视的艺术需求,古为今用,又现汉隶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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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地人和》《天道酬勤》《上善若水》这三幅隶书,忽然就被崔金庆营造的汉隶美境所熏陶,身置当下,思随隶意,似乎神入两汉,周边尽是古风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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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幅隶书作品,透过捺笔轻扬,加上细笔若水的形态,可知是通拟《石门颂》碑,参差错落,挥洒自如,开合有道,十分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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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学隶书,是不太喜欢拟石门颂的,因为石门隶体属于隶书的“自由体”无论是笔画还是气韵,都是变化灵通,不好把握。学修石门隶,稍有不慎,就是东施效颦,不美反类丑的结果。所以后人学隶书,尽管眼观石门有美隶,却都是退避三舍,以免功力不济,学隶成丑,反被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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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金庆的隶书修功,已达十乘,他敢拟石门,功深自潇洒,化难为易,以美致美,所以上面这三幅隶书作品皆是石门精品。古道成今法,崔金庆在隶书艺坛,终成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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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金庆作品赏析

隶书如果仅存高古,不事创新,则难有书成新功。通晓汉隶十碑的崔金庆,除了传承碑帖功,更依深功成创造,把隶书在高古的基础上,写出新风尚。比如《宁静致远》《商道酬信》《吉祥如意》斗方三幅,各通高古,除有源清根正的本色,更是字字有独创的新光华。

以《吉祥如意》为例,吉字横笔先细逸,再雄浑,又施上短下长的“反错”智慧,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再看如字,女旁横笔倾出盖方口,女旁生文态,又有舞蹈意,多姿多意,可观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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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金庆作品赏析

汉隶十碑技归心,汲取诸家书高古风。书法家崔金庆,胸有文化,心有智慧,他把文化和智慧精心融进字意,以致隶书形奇而韵美。隶书一脉,在崔金庆的笔墨里,文脉不绝,源远得流长!

华艺书韵文化传媒艺术总监 著名书画评论家 史峰

2017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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