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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的中华夏族民共和国戏曲研商的新变

全国300多种地方戏曲已经减少到260多种,活跃在舞台上的可能不到100种。这是在第二届中国越剧艺术节越剧发展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屡屡提到的一组数据。

春节期间,母亲从山东老家来杭州,心心念念想看一出原汁原味的越剧现场演出,恰好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出贺岁剧《陆游与唐琬》,我就要了票陪她去看。进场听了一会儿,她疑惑地问:“这唱的是越剧吗?”我点点头。她又继续看下去,走出剧场的时候,她问:“什么时候才演《梁祝》、《红楼梦》啊?”我告诉她,现在越剧团都在忙着创新,你说的这些老古董早已不演了。

地方戏如何走出困境?

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上,参加角逐文华奖的54个剧目中,有地方戏14台,包括楚剧、越剧、川剧、豫剧、河北梆子、山西北路梆子、桂剧、吕剧、歌仔戏、柳子剧10个剧种。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湖北省的地方戏院团特别是汉剧、楚剧院团急剧减少,汉剧团已从1982年的10个减至3个;楚剧团从1982年的24个减至19个,曾经遍布城乡的民间职业楚剧团所剩无几。多数市、县院团创作剧目的艺术质量不高,难以吸引观众。

从业人员年龄老化、艺术人才青黄不接,是湖北地方戏院团面临的普遍难题。目前,湖北省地方戏从业人员40岁以上的占60%以上,很多地方戏院团因行当不全、阵容不齐而面临困境。在经费方面,除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为全额拨款外,其他市、县院团绝大多数是差额拨款,没有固定的办公经费和艺术生产经费,几乎无法支付剧团日常生产开支和职工工资,投入不足严重制约剧团发展,留不住人才、招不来学员的窘况普遍存在。此外,目前湖北省多数市县级剧团的灯光音响、传统戏服装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甚至是六七十年代购置,因无钱更新换代,也影响到艺术质量。

有着千年历史的福建莆仙戏,现状也不容乐观。福建省艺校莆田戏曲班副主任、莆仙戏表演艺术家王少媛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近年来人们的文化需求、业余爱好发生的变化,无情地冲击着莆仙戏传统剧目,莆仙戏的舞台变小了,观众变老了,市场疲软,经济效益低下,甚至影响了剧团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县区剧团,条件差、专业基础差、设施陈旧、人员老化、包袱沉重。古老艺术面临着技艺失传、后继乏人的窘境。

地方戏陷入困境甚至失传可以说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地方戏剧种上世纪50年代有317个,80年代初有360多个,到现在保存下来的仅200多个。近20年有100多个剧种已经消亡。

近年来,很多地方戏在改革、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八艺节”参评剧目、武汉市楚剧院演出的大型风情楚剧《三月茶香》,以音乐剧手法加以包装,保留了楚剧三大声腔??板腔、小调、高腔的特色,并配以催茶舞、采茶舞、争夺茶王等舞蹈场面,试图让传统楚剧更贴近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很多年轻观众看过该剧后都表示耳目一新,很吸引人,但是,一些老戏迷认为“这改得有点不像楚剧了”。该剧主要曲作者、楚剧作曲家朱彬表示,此次创作《三月茶香》的过程中,一方面挖掘楚剧传统,一方面大胆借鉴民歌特色,力求使全剧既有楚剧风韵又具有时代气息,为的就是要同时兼顾到新老两代观众,但这一尝试是否成功还需要时间检验。

是大胆进行改革以吸引更多新观众,还是应严格遵循传统留住众多老戏迷?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认为,地方戏创新表现手法要适度。小戏大戏化、大戏歌剧化的倾向不可取。一些戏在伴奏里加上了大提琴甚至电子琴,最后的结果是丢掉了自己的特色。

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沈海宁认为,地方戏曲深深扎根于地方土壤,特别是说方言的地方戏曲,它们的根就在方言区。地方戏曲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的生存与发展都是建立在方言区的土壤上的。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常常看到他们爱看的戏,从而培养更多的观众,这才是地方戏最为有效的发展之路。

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院长李道国认为,地方戏必须要革新,现在人们工作生活节奏加快,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再死抱传统的模式不放,现代观众自然要逃离剧场。融入新的元素,地方戏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舞台,扩展发展空间。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认为,保护和振兴地方戏,最关键的是国家要立法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戏剧界要加强研究、创新,不断有好作品问世,使地方戏成为百姓喜欢的艺术。还要从教育入手,把民族文化纳入基础教育范畴,培养孩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直接关系到民族文化是否后继有人、能否传承下去。

王少媛认为,我们要从戏校的每一个学员抓起,从每一个剧团抓起,从每一个演职人员抓起,加强管理、增加培训、促进交流、实现多赢,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欣赏到最正宗的地方戏。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陆西秦戏与台湾北管的比较研究”(编号:12CZW051)的阶段性成果。

世界是多极的,文化是多元的,地方戏更是五彩缤纷。面对新的生存条件和文化环境,地方戏曲要生存,要发展,要繁荣,就必须处乱不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找准正确的发展路径。笔者认为“不同的地方剧种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方略和措施”的“分途发展”模式,不失为地方戏曲发展的有效途径。

尽管这是一个估算的数字,但足以说明戏曲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

越剧是全国地方戏曲中日子过得最好的,因为还有政府扶植和市场支持,而其他剧种的现状就不容乐观了。据上个世纪60年代统计,中国地方戏有382个剧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变迁,现在所剩不到一半。戏曲大省陕西省曾有52个剧种,目前只剩下28个,河南省曾有65个剧种,现在也仅剩30多个剧种。

中国戏曲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是在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重要标志就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及相关著作的出版,并因此确立了相关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框架。此后,这一学科的研究队伍从小到大,学术建构体系日见完备,分工更日见细致。百年来,经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郑振铎、冯沅君、周贻白、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赵景深、卢前、王季思、董每戡、张庚等一大批学术前辈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

其一,对于那些历史古老、形态独特、特色鲜明、具有戏曲活化石资质和活标本价值,且与现实生活距离较远、濒临消亡的声腔剧种,如山西锣鼓杂戏、对戏、赛戏;南方各地傩戏;安徽徽剧;湖北汉剧;陕西同州梆子;河北丝弦、老调;福建梨园戏、高甲戏等,可以借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和经验,坚定地实施“活态保护”的策略。

发源于农业文明的中国戏曲,能否顺应城市化的挑战?戏曲界专家认为,戏曲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之根,顺势而为的创新才能薪火相传。

以往的戏剧研究者往往把地方戏曲衰落的原因归结为电视等新媒体的冲击,这个解释确实很方便,但是并不能完全经得起推敲。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电影的普及并没有消灭戏曲,相反却把许多优秀的地方戏通过银幕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豫剧《朝阳沟》、评剧《花为媒》、河北梆子《宝莲灯》、吕剧《李二嫂改嫁》、黄梅戏《女驸马》等就是那个时候风靡全国的。新媒介并不是戏曲艺术的终结者,相反还是其促进者,真正促成地方戏曲兴衰的还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

一转眼,新世纪迄今已经十年有余,中国戏曲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许多令人喜闻乐见的新气象和新变化。当然,传统的戏曲文献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热点研究领域——戏曲文物学的研究以及包括傩戏、目连戏等与宗教、仪式关系密切的前戏剧形态的研究等领域,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新世纪以来戏曲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是戏曲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域关照下,所带来的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更新。伴随着十多年来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情的高涨,兼及发展地方旅游经济的GDP压力,戏曲研究有扩大化和泛化的趋势,转而成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一部分。

实施“活态保护”,首先要保护好传承人。由于地方戏曲的流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主要靠口传心授,技艺藏于艺人心中和身上,人在艺在,人亡艺失,因此有必要像上世纪50年代搞戏改摸底登记、上世纪80年代搞十大集成戏曲志搜罗爬梳材料那样,再度发起寻访、登记、汇集硕果仅存、老蚌藏珠的老艺人的活动,趁他们健在的时候,集中财力、人力,抓紧时间进行口述资料和剧目、艺术经验的抢救、录制、整理、汇集。“活态保护”不是刻板地“复古”和简单的“文化回归”,不仅要有对本剧种历史成就和艺术特色的体认,还要通过充分开掘,创造性诠释,展示其现代价值。

很多专家提到,越剧的发展历史令人深思。越剧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从浙江嵊县的“的笃班”“小歌班”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剧种,就是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寻找到了它的忠实拥趸,顺应了市民文化。

戏曲艺术的勃兴离不开市场和观众。以越剧为例,这种起源于绍兴嵊县的地方戏,之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在上海找到了大市场。而上海以纺纱女工为主体的观众群,决定了越剧的审美取向必然是女性视角、浪漫婉约。有一种说法,在上个世纪上海滩的大户人家允许子女听京剧,但禁止他们听越剧,怕的是被那些才子佳人故事给感染。

然而,对新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变与进展情况,人们也并非猛然觉悟。正如傅谨先生在《中国戏剧的世纪性转折》一文中所说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戏剧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尚未得到人们足够重视,甚至连这个变化的出现也还没有为多数人察觉。”①因此,完全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变情况作些总结和回望。

“活态保护”也称为“有形保护”“动态保护”, 必须十分强调地方戏曲鲜活的舞台性和立体性,让古老的地方戏曲不仅活在人们的记忆里,而且要活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活在史料记载和博物馆中,而且要活在民间;不仅活在静态传统里,而且要活在动态的发展中。不久前,在上海逸夫舞台进行的“古戏新传——首届中国四大古老剧种同台展演”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 800岁的梨园戏、600岁的昆曲、400岁的上党梆子、300岁的川剧,汇聚于逸夫舞台。昆曲的典雅妙曼、梨园戏的别致细腻、川剧的活色生香、上党梆子的激越慷慨,与外滩东西两岸斑斓多彩的2010世博会相互辉映,充分体现出四大古老剧种的迷人魅力,为世博会增添了一道文化风景。

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荣广钧教授表示,城市文化崇尚独特性和多样性,越剧有独特的美,它以女子越剧为代表的柔美风格,在中国众多地方戏曲里独一无二,且流派纷呈,这是它当时能在上海立足的原因。“都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艺术要在城市中交融立足,求变求新是永远的抉择。能较好地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终极原因是和都市生活结合了。”

作为戏剧艺术的一种,戏曲可以反复欣赏,百听不厌,这是小说和电影所做不到的。所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戏曲可以承载更多的时代精神,与千万观众的脉搏相契合。在我的家乡山东,有几出传统吕剧剧目反复上演,比如:《小姑贤》、《李二嫂改嫁》等,它们都反映了旧式家庭中婆媳之间的矛盾,都以婆婆欺负儿媳开始,又以儿媳大获全胜为结局。对于我母亲这一代观众来说,这些剧目曾让她们进入角色,宣泄生活中敢怒不敢言的情绪。而如今这类剧目已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因为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强势的婆婆,相反却多了许多强悍的儿媳。失去了现实意义的戏剧当然行之不远。

伴随着研究观念的变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中国戏曲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新方法所导致的研究范式的变革过程渐渐清晰。这首先突出表现在戏曲研究从案头文本走向剧场空间再到社区空间的活态文化这一重大变动。

人才,乃宝中之宝。群星璀灿,人才辈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艺术才能繁荣。地方戏曲不能没有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名琴师、名舞美设计。要从娃娃抓起,将学校与社会,专业与业余结合起来。注重人才的发现、培养、保护、交流与引进,使地方戏曲充满生机与活力。近年来,中国戏曲学院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反复的论证,成功地开设了地方戏曲系,与主导的京剧、昆曲相得益彰,其成效令人瞩目。同时,为了不断壮大地方戏曲的队伍和群众基础,还必须培养新的观众,吸收壮大志愿者队伍,如戏迷、票友等。地方戏要敢于与京、昆等全国性大剧种,甚至跟电视网络等娱乐方式争夺观众份额,不能只满足于在发祥地转悠。许多事实证明:只要能够保持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鲜明的剧种个性,展示出独特的魅力,并巧妙地传递出时代神韵,善于运用当代审美手段征服观众,地方戏曲完全可能冲出一隅,流播四方,大放光彩。

在论坛上,文化部艺术司巡视员蔺永钧透露,文化部正在制订地方戏保护计划,但他同时也强调,保护不是“包养”,而是强调创新。

正是看到了这种时代的变迁,越剧的后来者们开始了求变之路。人称“茅司令”的著名越剧演员茅威涛说:“今天我们必须考虑,观众还会不会在模式化的爱情故事中感动,越剧除了非常雅致地表现爱情之外,还有没有更开阔的道路。”基于这种考虑,小百花越剧团创作了大量新剧,从《孔乙己》到《第一次亲密接触》再到《简爱》,越剧变得越来越不像传统的绍兴戏,这里面固然不排除有拿奖、烧钱的逐利冲动,但谁又能否认新一代戏曲工作者化危为机、求新图变的不懈追求呢?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王国维先生尽管也曾涉及戏曲表演、音律等,但他着重挖掘的却是戏曲的文学价值。所谓“虽曾阐述源流,偶亦联系舞台事物,但其主要论点,却倾向于剧本文学方面。”②自此,中国戏曲研究的案头文本逐渐成为了自己的“学科小传统”。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的过多干预,这一时期的戏曲研究受到诸多限制,意识形态过重,表现在戏曲研究领域,为多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人民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大量西方艺术理论涌入,不少研究者急于将西方各个领域的新理论直接简单搬来运用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这种以西方理论套中国材料的研究很快显示出弊端。随着在戏曲研究领域的不断尝试,研究者逐渐“从以往单纯的思想性批判,转入到文本本身的审美的研究;从价值的判别,转入到文化现象与历史事实的描述或阐释;努力拓展研究的视野,使文学及文学研究从政治的附属物中解脱出来”③。

其二,对于那些历史较短、与现实生活较为贴近、程式化程度较弱的绝大部分地方剧种则须坚持继承、发展、创新的观点,在清理家底,整理、恢复上演保留剧目的同时,贴近生活,贴近观众,开拓新的题材,表现新的人物。吸收新的营养,创造新的模式,打造新的剧目,开拓新的市场,使声腔剧种获得新的发展。

据他介绍,这个计划的宗旨是通过优秀剧目来带动重点地方戏院(团)的发展,通过培育领军人才、优秀人才等“名角”来保护剧种发展,要确立一批重点地方戏院(团),让地方戏积极走向市场,走向城市生活、人民生活和百姓生活。

不过凡事皆有个度,越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过度创新”。传统优秀剧目没人排演,各种垃圾剧目却以创新的名义被制造出来。违背戏曲的规律乱创唱腔,配器极尽豪华臃肿之能事,舞美花里胡哨、过于写“实”,而丧失了传统戏曲的空灵之美。

其实,早在20世纪,周贻白和欧阳予倩两位先生就已对纯粹的案头戏剧研究表示了不满。周贻白先生指出:“戏剧这一艺术部门,决不是单论文章,或者考订故事,就可以包举其全体的。专论文章,可以成为剧本文学史的研究,却不等于戏剧史的研究。同时,要谈剧本文学,最好是联系舞台表演来谈,才不致成为谈文而非谈剧。”④欧阳予倩也说:“以前研究戏曲史的几乎都只注重文字数据,很少注意演出,所以就不够全面。他们多半是关起门来翻书本,很少联系着各剧种的表演和音乐来进行研究;尤其难于结合演出,结合观众,获得比较准确的结论。”⑤1999年,康保成先生和黄仕忠先生、董上德先生在世纪之交对戏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也一再强调戏曲研究应该案头和场上并重,坚持剧本和演出形态的考察并重。⑥

地方戏要保持自己与时俱进的活力,首要的问题是强化时代精神,敢于回答现代人反复思索、为之困惑的问题。要更加自觉地表现真实的人生,加强对人性的挖掘、探索、剖析。坚持理性批判精神,提高审美层次。以宽广的视野、博大的爱心,强化对众生特别是对弱势人群的关怀。而在管理体制、资源配置、艺术生产、经营模式上,则可以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因时、因地、因个体而制宜,“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蔺永钧表示,戏曲创新要重视主体、题材、元素、情感表达和编演等五方面的创新。“戏曲的主体在于人,艺术的终极目标是传达情感,但是这种传达要含蓄。”

当《陆游与唐琬》的华丽幕启之时,在绍兴的河上驶过一条绿皮船,这是已经成立十年的民间东寿越剧团,这个只有16人的剧团,每年演出200多场,大部分都是传统剧目。它们接下了小百花们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靠老板包场、唱堂会维持生计。他们是为戏曲续命的另一种力量,在桨声灯影中,守护着一个绵延了千年的梦。

可见,文学本位的戏曲观念,使以往的古典戏曲研究不自觉地偏重于案头分析,多以纯文学的眼光观照戏曲,进而挖掘其文学价值。这种文学观笼罩下的戏曲研究法,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深度自身的拓展,其所存在的偏差日渐明显。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戏曲研究工作者都已逐步认识到此观念对戏曲研究带来的损害。更多学者则根据戏曲本身的特性,主动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对戏曲文化、戏曲学术史、近代戏曲、当代戏曲、少数民族戏曲以及地方剧种研究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中国戏剧发展史就是剧种兴衰史。地方戏的分途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方略。是从事实出发,尊重个性的选择,有利于营造最佳生态环境,带来良性竞争;有利于地方戏扬长避短,完善多层次、多色彩、多声部的地方戏曲建构,同时可以有效地避免“一刀切”“一窝蜂”“大锅烩”的简单、生硬和粗暴。自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剧种将日渐萎缩而被淘汰,有的剧种则风光无限。这既与主体的主观努力有关,也是历史合力发展之必然。然而,我们始终坚信:“民间有市”不是虚构的幻影,地方戏的繁荣辉煌不是梦!

他同时认为,戏曲发展过程中,要扬弃而非舍弃,要唯一不要第一,要推进不要跟进,要时尚不要世俗。“不能盲目争大制作,要做到唯一。你今天是第一,明天就是第二,但你今天是唯一,明天仍无人能比。”

奥门新萄京网址,戏曲本身是综合艺术的表现,其存在与剧场、观众、社会风俗、人文环境、民众心理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戏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戏曲的这一特性,充分借鉴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更新的戏曲观念拓展学术研究空间,自觉地对研究范式进行调适。当前学术界对戏曲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总结,尤以康保成先生为代表。1999年-2008年,康先生连续在《文学遗产》《民族艺术》《湖北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回归案头——关于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构想》《宗教、民俗与戏剧形态研究》《中国戏剧史研究的新思路》《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后戏剧时代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其中,康保成先生主要的观点有:中国戏曲史是一张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认识不同戏剧品种的联系和差异,积极开展“活”的戏剧史研究,重视对剧本体制与演出形态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充分认识我国戏剧与民俗、宗教的密切关系;充分重视农村祭祀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濒临灭绝的戏剧品种的调查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康保成先生提倡运用三重证据法,即文献、文物、田野资料相互参证;倡导中国戏剧史勿画地为牢,学者本人亟需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保持自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希望学者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必须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分别对戏曲的剧本体制、音乐唱腔、脚色源流、演出场所、服饰化装等进行深入研究。

周传家

“现在昆曲被评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有些人就强调昆曲一定要原汁原味。”昆剧表演艺术家汪世瑜说,其实这些提倡者自己也没有见过“原汁原味”,只是在书上看来的。“我的老师周传瑛教我的时候说过,他的老师教给他的和他教给我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戏曲总是要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前进。”

新世纪研究方法带来的革新,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概括的:考古挖掘、田野调查等方法的采用使戏曲文献搜集走出书斋的局限,大大拓展了戏曲文献的来源途径。研究方法的变更改变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使纯粹文学式的戏曲研究变成多元、立体的戏曲研究。⑦同时,研究方法的革新也给研究者带来了全方面的挑战。戏剧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坐在书斋和图书馆翻检历史文献,而是有时根据研究对象需要走向田野,走进生活,并了解和掌握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表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能在上海繁荣起来,是因为形成了以纱厂女工为主体的女性观众。越剧用女性眼光审视男性、演出男性,代表了女性的浪漫和理想,慰藉了观众的心灵。“今天我们必须考虑,观众还会不会在模式化的爱情故事中感动,越剧除了非常雅致地表现爱情之外,还有没有更开阔的道路。”

近十年来,国家正逐年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放力度。自然而然,传统戏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引起了各地专家的重视。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地方戏的研究也慢慢升温。珍稀剧种有自身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对它们的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紧密相连。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稀有剧种和民间小戏的价值和意义,从理论上探讨它的文化价值。宋俊华先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一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产生,为戏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戏曲,戏曲在传承、活态、价值和生态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是戏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⑧

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表示,任何一门艺术都有自身发生、发展、高峰,再到以自己的主体、审美体系为延伸,与其他艺术交融整合,创新流变的过程。“为什么有的艺术会死亡,一是它没有与时俱进,二是没有顺势延伸自己还有优势的审美优势、风格和能力,而是逆势解构颠覆了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最好的创新是继承基础上创新。”

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并非有意捕捉时代新风,盲目地追求新鲜。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戏剧史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著作对清代以后花部戏曲的着墨少之又少。中国传统戏剧并非到了清代以后就停止发展,甚至消失了。目前,历经宋、元、明、清发展而来的传统戏曲还在各地存活着。它们不以学者的忽视而消失。它们可以为研究者展示历史文献无法看到的,如声腔、表演、传承等方面的“活”的形态。不仅如此,有些古老的剧种还保留着某些原始的面貌。这些不仅对于当前国家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有积极的意义,对古代戏曲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新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剧种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全国先后举办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地方戏发展战略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地方戏的生存现状、传承创新和发展走向等问题。有些地方戏或地方声腔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如弋阳腔、四平腔、越剧、歌仔戏等,呈现了地方戏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结合的良好态势。但是,剧种研究中,总体上还是有偏爱大剧种的倾向,譬如京剧、昆曲等。近年来,昆曲的理论研究非常活跃,成果卓著,陆续出版了《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昆曲与明清社会》《昆曲创作与理论》《昆曲的传播流布》《昆曲表演艺术论》《昆曲与人文苏州》《昆曲与文人文化》《昆曲与明清乐伎》《昆曲与民俗文化》《中国的昆曲艺术》等。就各地召开的剧种研讨会而言,也是京剧、昆曲等大剧种居多。如2007年的“川昆抢救继承展演暨中国地方戏与昆曲艺术论坛”“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第二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的“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走进传统、走进现代、走进你我——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川剧——沈铁梅表演艺术研讨会系列活动”,2004年的“全国弋阳腔学术研讨会”,2002年的“用创新思维奏响京剧艺术的时代乐章——全国京剧音乐创作研讨会”等,类似的诸多研讨会基本上都是京、昆为主角。

小剧种目前只是在某一小地区流行,其影响当然不大。但小剧种之所以能够存活,与当地的文化密切相关。小剧种能够在某些方面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它们的存在,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况且,目前很多小剧种恰恰是由历史上的大剧种逐渐萎缩而成为小剧种的。这一类的小剧种往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沈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往往保留着在历史文献中无法找寻的一些原始艺术因素或形态,成为戏曲研究的“活化石”。如福建的蒲仙戏,其剧目和唱腔表演,被认为还保留着宋元南戏的一些形态。广东的西秦戏,保留着戏曲史上影响重大、但目前输出地已经难以找寻踪迹的“西秦腔”的古老声腔剧目形态。研究这些珍稀小剧种,可以进一步厘清明清时期花部、雅部各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各声腔在南北方的交融、汇合、传播与影响,对考察各地地方剧种的源流发展,上溯研究古代戏剧的形态都有重要的意义。

新世纪以来的中华夏族民共和国戏曲研商的新变与回过头看,地方戏还是可以够唱多长期。当然,囿于研究资料、学识和精力所限,当下戏曲研究的新变或许还有一些。譬如,我们也可以从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地方文化发展论坛(乃至地方政府的经济会议报告)等,或多或少寻找到一些中国戏剧研究的蛛丝马迹。

1999年,中山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众多的会议论文中,尽管主要论作仍然集中在对中国戏曲史的专题考论、戏曲文献的考索与作家心态的解读上,但也有一些文字绽放出了些许“旁逸斜出”的“墙角梅”,甚至仅仅是“暗香浮动”;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民族艺术研究所主办了“戏曲现状与戏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契机,对戏曲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同年,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也主办、召开了三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两个会议的议题中心便是“多维视野下的民间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发展战略”;2005年,“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上海两地召开。会议上出现了一组反思当代传统戏剧、为当代戏剧发展把脉和诊断的论文,说明专家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当代的传统戏剧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延续,不能人为地割裂历史,把当代的传统戏剧舍弃。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6月初,适逢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展演在北京连演4场,来自广东、河北、四川、福建、山西、贵州、青海等省的27个剧种的27出经典折子戏亮相京城。6月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统戏剧研究保护和继承发展的专题研讨会。这是继著名的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之后戏曲界的又一盛事,意义非凡。

在十来年的戏曲学科学术会议中,大概以2008年左右为界,可以看出两个端倪,一是戏剧戏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态势,例如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多次主办的非遗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以及从2011年至2015历年编撰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可以作为代表;二是原来主要以京昆为主的剧种研究,逐渐演变为地方戏剧种的普遍研究。表现为关于地方戏的学术会议和研究成果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杂志甚至专门开辟了“地方戏”“当代戏曲”的专栏。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还启动对活跃在当今戏曲舞台上卓有成就、富有影响的中青年演员进行个案的专场研讨,例如相继研讨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红丽等。在学术界与整个国际文化风潮的影响下,2013年7月,文化部出台了《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实施方案》,侧重地方戏曲剧种的生态化保护。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学术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问题的研究,带动了地方戏的戏剧本体研究、地方戏的生存演出多渠道拓展问题以及地方戏剧种特色的保持与新时代下的创新、地方戏的人才断层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研究越来越走向精深的方向。

由上看来,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学者不能只进行象牙塔式的研究,应该把研究和保护结合起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兴未艾的学术背景下,对民间戏曲的重新审视,不仅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还具有方法论诸方面的意义。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辩证逻辑。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摸索行进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这个行列。

注释

①傅谨《中国戏剧的世纪性转折》[J].《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0期,第74页。

②④周贻白《编写〈中国戏曲史〉的管见》[A],《周贻白戏剧论文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第3页。

③⑥康保成、黄仕忠、董上德《戏曲研究: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关于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百年回顾与前景展望的谈话》[J].《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第11页,第11页。

⑤欧阳予倩《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序言》[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⑦苗怀明《从文学的、平面的到文化的、立体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研究方法变革之探讨》[J].《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27页。

⑧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J].《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第96页。

作者简介

姓名:刘红娟 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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